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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统钎:遗产旅游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旅游论坛》2021年7月刊
来源: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 日期:2021-12-21 浏览次数: 字号:[ ]

  遗产旅游研究是近年来旅游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特别是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背景下,遗产旅游的关注热度更是空前高涨。基于此,在《旅游论坛》的支持下,由中山大学张朝枝教授作为召集人,邀请到南京大学张捷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邹统钎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孙业红教授、人民大学苏明明副教授就遗产旅游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前三期刊出的对话中,大家就遗产旅游的概念与内涵及其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真实性、完整性等关键理论问题形成了初步共识,即游客到访具有保护传承价值的地方进行的活动,遗产价值才是遗产旅游区别于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的核心,其研究方法与内容也更多关注多元价值与多种方法,关于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问题更多重视游客的体验,强调人与物的互动关系。本期拟就遗产旅游学术共同体建设问题展开讨论。

01 遗产旅游的学科归属问题

  张朝枝:

  前几期我们就遗产旅游的概念与内涵、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主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回顾并达成了初步共识,今天我们讨论一个现实中常遇到的问题:遗产旅游研究究竟应该归属哪个学科?是否可能有自己的学科地位?我想请大家谈谈这个问题。

  邹统钎:

  我不太觉得有这种必要把遗产旅游弄成一个学科,它可能更多是一个研究的分支,构成一个独特的学科体系应该很困难。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核心的、独立的理论,也没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弄学科,我觉得比较困难。我觉得遗产旅游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归属旅游学科也可以,归属文化或遗产学科也没有问题。如果国家鼓励设立新的交叉学科,我倒觉得可以这样做。

  苏明明:

  我不知道学科归属问题是不是一个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我回国之后一直在环境学院,而环境学科好像和旅游学科的情况比较类似,跨学科性非常强,既涉及经济管理,又涉及环境技术。大家探讨旅游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其实我比较认同自己的地理背景,从硕士到博士一直在地理学,并且人文地理下面也有旅游地理学这样一个分支,但现在我们国内在学科归属上又将旅游划分旅游管理,但它又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如果再把遗产加进来,我觉得确实非常具有交叉性。并且不同类型的遗产,涉及的学科也不一样,比如说孙业红教授的农业文化遗产涉及生态、农业、遗产和旅游。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会涉及到民族学、民俗学或者人类学等等。就是说针对不同类型遗产进行遗产旅游研究时,我们所面临的学科交叉是不一样的。在这样复杂的状态之下,要想寻求一个具有共识的学科归属确实很难。我自己其实也一直游离在学院各个领域的边缘状态,也没有什么归属感,但我觉得这对知识的生产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大家都植根于自身的学科背景来去看待旅游这个现象,然后透过现象去看到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这样来看待遗产旅游可能会更全面,更好理解。

  张捷:

  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制度背景下,如何定义学科归属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用主义角度说,怎样合理、怎样能够生存,就把遗产旅游放在哪个学科,然而从学术知识体系角度进行分析的答案是多解的。记得我上大学时候觉得科学知识体系是树状系统结构,但是后来研究多了,涉及知识和跨学科多了,就形成了自己对学科知识体系的一个认识:人类知识体系是一个网络系统,不同的知识点(概念)构成了节点,各个知识点与其它知识点有不同质和量的联系、以及不同类型的联系方式(可以是不同语言、文化、乃至数理等科学逻辑关系)。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不过就是那个学科最核心最紧密相关的知识点(或几个知识点)为中心在人类知识体系上的投射扩张的知识网络。形象地说,如果人类知识像一张由知识点交织构成的渔网,那么某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就是就是我们在那张网上把对应知识点拎出来后渔网呈现的下垂网络状态。要找学科归类,那么就把网放下,根据某种归属的理由依据后、从知识网络体系向其它相邻知识点构成的学科体系的联系、衔接乃至归属角度来分析。当然我不认为知识体系有高低之分,即便有逻辑上的包含或归属关系,也只是知识应用时的权宜之计。朝枝教授研究遗产旅游管理就放在旅游管理,如果有人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研究遗产,那就应该归属文化遗产相关学科。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不过目前的学科分类的行政体制原因,在现实中确实产生了一些矛盾,如学位论文送审制度问题。早些年我有个博士生做九寨沟自然遗产保护和旅游的问题,在论文中大量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论文递交教育部学位论文评估中心后估计被派送到一个纯粹搞文化遗产的老师那里,他认为论文前面提出那么多假设,后面又拒绝假设,这篇博士论文前后逻辑矛盾,直接把论文给毙了,不给答辩。这就是学科理解差异造成的。大家都知道在管理学、旅游学研究中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采用先立理论假设然后调研统计计算并检验哪些假设没有被拒绝、哪些被拒绝的过程,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事实上我学生论文的这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一个国际上非常不错的学术刊物上。不同学科可能有不同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术研究还是需要有现实的学科归属,学者也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对跨学科的现象与问题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学习的精神、严谨的态度去接受。当然,大多数专家还是包容的,那个匿名专家在我们提供关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详细说明后(说明有大几十页内容),自己直接主动放弃了作为该论文评审专家的资格,当然专家同时也说博士毕业论文多听听不同意见也是好的。

  张朝枝:

  从大家的讨论基本上可以看出,遗产旅游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应该遵循研究问题出发点的原则,即从遗产角度研究旅游,则这样的遗产旅游研究应归属遗产相关学科,从旅游角度研究遗产,这样的遗产旅游研究应该归属于旅游学科。但由于目前的学科管理体制特别是学位论文送审制度、人才评价体系等原因,学科归属问题确实困扰了遗产旅游研究者,因此更希望遗产旅游研究能够形成一个交叉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大家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对方的研究,抛弃门派之见,围绕遗产旅游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展开交流与对话。

02 遗产旅游研究如何开展跨学科、跨部门对话

  张朝枝:

  遗产旅游研究与实践都必须与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管理部门、学者或学术组织进行交流对话,这既是理论建构的需要,也是推动现实问题解决的需要,大家在参与类似跨学科对话时有什么样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孙业红:

  因为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在和农业部门打交道,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农业部门和旅游部门基本上不对话。我们做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或者申报与保护规划编制等不管是哪一种工作,旅游部门都不会参与进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农业部门的问题。而我们的旅游研究,农业部门也觉得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个人看来,旅游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偏理论研究,大家通常会称为学院派,另一种可能偏实践,关注产业和经济效益。我发现他们之间也不对话,就像旅游部门不怎么和农业部门对话一样。普遍默认为对方说的没有用,或者普遍认为对方说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感受最近几年越来越深刻。其实在遗产地管理过程中,既需要理论指导,也需要实践指导。可能是实践指导对他们而言更紧迫一些,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战到实践的队伍中去了。这样一来,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就越来越少了,大家因此对现实问题本身究竟是不是一个真问题,或者这个问题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并不太关心,因此只能更加关注权威话语。

  实际上,我们旅游界可能还真有一批学者没有怎么做研究,可能就看看政府工作报告,看看几本书,得出的结论好像也能指导实践,但长期来看这种指导是否有价值或者能够真正起到作用也是个大问题。在实践工作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经常是某某专家给了一个建议,但仔细一琢磨发现他的建议其实很外行,比如我们讨论的是遗产保护,他可能提的是经济问题,我们说的农业生产,他可能提的是生态保护和水资源保护的问题,往往对农业文化遗产本身的研究并不充分。在农业文化遗产地中,我们觉得可持续的措施,另外的专家可能觉得比较难操作,并不停地往前推动其他方面的实践,但这些专家并不一定做过什么研究,也可能是规划公司,也可能是他们相信的所谓权威话语。

  苏明明:

  确实如此,遗产的类别非常多样,既包括文化遗产,也包括自然遗产;有物质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有孙业红老师专注的农业文化遗产,也有工业遗产,水利遗产等等。不同类型的遗产资源在保护和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和不同的部门打交道,需要满足不同部门的行业管理要求,面临的问题也非常不同。刚才业红老师提到农业文化遗产面临农业部门与旅游部门沟通不足的问题,其他类型的遗产多多少少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比如在进行生态旅游相关的研究或者咨询项目的时候,旅游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都会涉及其中,往往保护地管理机构隶属于自然资源部门,环境质量的检测和评估属于生态环境部门,旅游发展主要由旅游部门负责,但是几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也并不容易,对问题的认知和发展的预测不同,有时候也会造成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比如,我在调研过程中就遇到过由于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生态红线范围划定没有充分考虑旅游发展现状和需求,导致为满足生态保护要求而不得不将运营了十几年的缆车拆除,不仅对景区旅游带来重大损失,也对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带来负面影响的例子。这些也都体现出在实践层面,跨部门的对话和统筹考虑十分重要。

  目前,我国文化和旅游部门的合并,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视。当然部门合并了,管理人员之间的对话和发展思路上的融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现,但至少大家都认识到文化和旅游是一家,是需要互相考虑,要坐下来谈,这对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旅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跨学科的交流是必要的也是不容易的。总体来讲,旅游研究的学者可能由于学科本身的多元背景,相对是比较重视跨学科对话和学术活动的参与。国家产业融合发展和旅游蓬勃发展的大背景,对于学术的跨界和融合也有比较好的支持。不过,我感觉跨学科对话过程中也是有很多困难,交流对话似乎包容性比较强,但是在学术产出层面,学科壁垒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前两年我尝试拓宽学术发表的领域,将遗产旅游研究的论文投到遗产领域的主流期刊的时候,经常直接拒稿,编辑建议还是投稿到旅游方面的期刊比较合适。类似的情况也在我将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投稿农业领域期刊,或者将保护地旅游发展的论文投稿到环境管理领域期刊的过程中出现。这都体现出国际学术界对于遗产旅游的学科归属可能还是没有较高的认可。

  张捷:

  遗产旅游研究从本体论上就具有一个跨学科属性,涉及了遗产和旅游,一个是文化领域(包含了文化、历史、文物、遗址、遗产等),一个是旅游领域(旅游学、管理学等)。遗产旅游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上“阅人无数”,在历史遗产研究就成为资料考证、实地勘察、社会调研三个构成,前两者到了近代就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史料考证和考古发掘双重证据法”,最后的社会调研刚好可以对应于当代史研究中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同时遗产旅游还涉及了地理学属性。空间比较、遗产的地方性或在地性、历史文化的空间扩散等是文化地理内容可以引入。

  遗产旅游的跨学科研究大致可以涉及了遗产旅游之间以及遗产旅游与其它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五个类型:①不同学科的学科思维转换;②研究方法的借鉴,②体系内容的融合;③资料证据的互参;④结论观点的共证;⑤社会服务的协同。学科思维常常形成思维定式,注重个体及内部细节是历史学考证考据的严谨性,也是思维定式,但是在计量史学研究中研究历史时期总体趋势采用统计抽样,本身在统计学上就有宏观误差的预设(如显著性指数、置信度等统计参数)。例如依据《寰宇访碑录》的数千条碑刻记录建立碑刻数据库并以此分析这些遗产的宏观统计特征,不能因为其中数十条错误(假设)就说这种空间规律不合理,因为即使没有将后人续作《补寰宇访碑录》上千条记录增补入数据库,也不会导致统计计算结果的明显差异。这就是看树木与看森林的学科思维差异。如果要融合,必须进行学科思维转换。另一个涉及的学科思维转换的问题就是对遗产旅游研究对象的认识角度,如何全面地、深层地、有机地、可持续地保护遗产并服务于人民大众成为遗产旅游的重要目标:以往可能从旅游角度看文化遗产更多是吸引物而关注吸引性、可能会无意乃至无力深层关注遗产文化性及其深层保护,从文化遗产角度可能会仅仅关注文物、遗址等文化遗产物质的保护而忽略文化活化、传播、教育、艺术价值乃至娱乐价值,而现在需要转换为综合的多学科思维模式了。

  新的科学技术的引入尤其重要,例如遗址考古等测年技术,同位素测年(碳十四、铀系元素)、古地磁、热释光、光释光的应用提供了文字考证、形制考证以外的全新的客观方法。地理地质学中的第四纪地层沉积相方法对早期人类(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地层考古提供了新的工具。

  跨学科研究具有优势。信息化数据库技术,对传统资料的梳理更加系统细致、更加快速,古籍的数字化和繁简转换,出现了文史考证的E-时代,证据资料类型多了,效率快了。文理结合,尤其是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往往能得到新的佐证材料。我曾经做过一个古代书法美学意象描述类型结构的分朝代研究,结果看到宋以前对前朝书论有很强的继承性,元明薄弱,清代对元明相关薄弱而直接与隋唐乃至汉魏有紧密相关性。后来一位历史学朋友说这个研究刚好对应了清代学术研究中复古倾向。

  从内容体系融合角度看,从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找到共同出发点、共同难题、共同关注点以及共同目标等作为融合研究的内容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比较好的选择。古镇的旅游发展与历史风貌景观保护常常会有冲突,但是将这种景观意象进行保护和凸显是旅游发展与遗产风貌保护的共同目标,于是意象导向型规划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规划理念。

  下面谈一下跨学科对话问题。不同学科出发的跨学科研究,由于知识结构、术语体系、研究规范乃至范式的不同,常常出现对话困难。因此跨学科对话的基础就是知识结构的衔接、术语平台的统一,知识体系的认同、研究规范和范式的了解。其中最为基础的是术语平台的统一。

  更高层次上考虑,对于跨学科研究的价值认同和态度立场认同,是这种对话的重要基础。国家倡导新文科建设,对跨学科提出了要求,提出要“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这对遗产旅游跨学科研究的态度认同和统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小问题是弱势学科的话语权增权问题。这种弱势学科往往不是学科不重要,而是学术体制、资本、话语体系乃至对学科的误解或无知状态下的产物。例如旅游管理学科,公众往往认为是端盘子、叠被子,所以有的高校主要负责人直接以此理由砍掉旅游专业。

  至于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对话,是需要充分展现和认识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和有效性以及实践实用性。通过专业提出问题的广度、深度及其理论应用角度的利益的多方体现及在某些传统学科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早年我研究南京城市标志——梁代辟邪石刻自然毁损。应用生物地貌学角度发现石刻表面生长的藻类、地衣、苔藓等多种生物对石灰岩石刻产生了多种风化溶蚀作用,这是以往从文化遗产研究或单一地貌学角度难以发现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后期本地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部门(文物局、规划局、住建局)多引用我的观点;只是由于缺乏跨学科知识导致的认知局限,有的引用以为藻类、地衣、苔藓是同一种类型的植物而错误简化成苔藓或藻类。遗产旅游规划目标,可以是对已有列入遗产名单的遗产进行保护,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整体的、全面的、高屋建瓴的考虑遗产及其价值的原真性、完整性、典型性。如果一个规划可以在原来已有清单以外发掘或拓展新的遗产类型或体系并提出保护和展呈模式,这样的规划才是科学的和合理的。当然这个完全需要跨学科、跨部门的对话了。

  邹统钎:

  中国遗产旅游发展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首先,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遗产和旅游领域对遗产旅游形成更多的共识,但在中国的遗产旅游实践中遗产部门的“不准动”理念和旅游部门的“变现”冲动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明显,目前并没有操作简便的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协调机制,太多情况需要“一地一策”式的相机抉择而缺乏较为普适性的遗产旅游模式;其次,遗产不仅需要传承,也需要交融,更需要发展,对于遗产地社区而言,遗产的传承与创新的难点在于无法判断文化创新是否有效的传承而非破坏遗产。追求美好的现代生活是遗产地社区居民的权利,文化传承需要融入现代的日常生活,社区居民向往创新与发展,遗产旅游是文化交融与发展的重要方式,但在遗产旅游发展进程中文化交融与发展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另外谁来决定文化遗产旅游方向?决策是个利益主体讨价还价的政治过程,但在“资本逐利”与“社区短视”两股势力挟持下,过度商业化与同质化成为很多文化遗产的注定结局。

  创新与发展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和意义的改变。缺乏前置的判断标准,仅通过改变之后的社会经济环境后果检验办法,容易导致遗产不可恢复的毁坏。遗产文化传承强调真实与完整,而遗产的旅游利用凸显的是市场化选择机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遗产利用的操盘手会为了市场利益,“取悦”消费者而歪曲展示解说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权威遗产话语凸显了精英与专家的裁判角色,但精英与专家往往不是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实质主体,不是操盘手,他们并不承担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成本,也不享受发展的利益,“子非鱼焉知鱼之痛”,“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权威”们往往为了保护遗产希望居民做囚笼中的“金丝雀”,牺牲自己追求幸福的现代生活的权利。遗产旅游的重要操盘手社区居民到底把遗产当成一种承担保护传承责任与义务的包袱还是一种身份认同与经济变现的战略资产对遗产保护与利用极其关键。另外我认为遗产旅游者并不是Masson认为的那样只是简单的毫无选择的“空瓶子(Empty vessels)”,他们不可能毫无批评地被动地接受遗产专家所建构的遗产信息。相反,正是由于他们的选择与“用脚投票”市场机制形成了文化传承与发展方向的重要决定力量。

  所以“权威”需要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操盘手(社区、政府、企业、游客)协商来确定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的方向。遗产利用与发展方向也许没有确定的价值判断,一切取决于遗产旅游利益主体的政治协商与讨价还价。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产生于一个动态的协商过程,一种社会建构,取决于利益主体之间政治讨价还价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遗产旅游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平衡,共识才是标准。遗产旅游的共商共建共享就代表这种方向。如何从权威遗产话语转化为伙伴协商话语也许是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

  张朝枝:

  从刚才大家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遗产旅游研究与实践中的跨部门、跨学科间的对话交流障碍客观存在,既有部门目标差异的原因,也有术语、方法、学科乃至范式差异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如果从遗产之所以是遗产的本质问题上分析来看,遗产是一种自上而下建构出来的产物,或者至少是一种由具备某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推动出来的产物,而旅游是一种自下而上推动的产物,是由老百姓内生的生活需求拉动产生的现象,这两者的生产逻辑不一样,存在理解与认知差异,研究与实践的逻辑差异也很正常,但正如各位老师所说,我们围绕现实中具体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来交流讨论,开展积极对话,有利于推动遗产旅游的理论与实践进步。


03 遗产旅游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使命

  张朝枝:

  不管遗产旅游是否算得上一个分支学科,但遗产旅游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旅游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引起的相关现象与矛盾也足以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或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孙业红:

  学术共同体,故名思议就是有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从事学术工作的一群人。遗产旅游的学术共同体应该说很大,因为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载体在不同学科领域都有人关注,从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到心理学、哲学等,西方的神学也包含在内。这些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各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争鸣和孜孜不倦的努力让遗产旅游的研究日渐成熟,也让遗产旅游的话语权和学术影响越来越大。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大背景下,形成强有力的学术话语权,从而使中国的遗产旅游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影响力应该是我国遗产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任务。

  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例,最初从一个不受重视、以生态学者和地理学者为主进行研究的小小的国际项目,发展到今日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广泛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网络,受到中央、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受到各学科领域的学者的广泛关注的重要项目,经历了7年的漫长努力过程。目前,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很多层面逐渐形成一些具有共识性的观点,比如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是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手段,也是其价值传播的途径;发展旅游对于弘扬遗产地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等。这些观点在地方政府的决策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这些观点通过学术论文的发表、国际会议的传播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在国际层面,由于国家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对于国际规则理解的差异,话语权的争夺显得较为明显。比如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日本籍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协调员上任后对于日本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有较为明显的政策倾斜。因此,除了在政府层面需要积极与国际组织进行协调沟通,学术共同体在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以及相关研究工作中也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努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依托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科学小组,在论文发表、国际咨询以及重要国际事务决策方面提供更多意见和建议,增强发出中国声音的机会。目前,从数量上来看我国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全球位居首位,但在优秀经验总结以及国际典型案例的供给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就要求学术共同体既要遵守国际规则,同时也要深入从不同学科领域进行基于案例的落地性研究,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起来,发出有力的中国声音,传播中国的优秀经验,树立中国在遗产保护和遗产旅游方面的良好国际形象。

  此外,也要增强与国际上的相关学术共同体的联系和交流,为保护和发展获取更多的国际经验。比如在国际层面依托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小组成员以及全球各地的咨询专家,汇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和文化背景的知识;在亚洲建立的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联合会,每年召开年会,通过论文发表、会议报告以及项目合作等凝聚了不同国家在学术界以及政府、产业、社区等多个层面的力量,不仅巩固了现有的学术共同体基础,同时也增强了不同学科在遗产保护问题上的交流,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从现实和政策需求出发进行未来的学术研究选题。此外,部分国际上的农业文化遗产基金会,各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等都在有意识地集中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希望通过多学科的研究获得更好的保护和发展经验,这对于学术共同体的扩大以及其影响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跨学科的对话是必要的,但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应该集中在各自领域努力,形成多学科研究的合力,而非经常跨越到其他人的领域进行尝试。这也是能够获得高水平研究成果从而更好指导实践的基础。

  苏明明:

  如朝枝老师所说,无论是否是一个分支学科,遗产旅游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话语体系来讲,遗产旅游也是协调保护与发展,实现人类共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路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体系已经在全球范围推进了大家对遗产价值的认知,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密切关联及遗产旅游在自然保护、文化传承方面在全球范围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专门的文化旅游专家委员会,体现出遗产旅游在国际遗产研究中得到了重视,这也是遗产旅游学术共同体发展壮大的基础。

  对于遗产旅游这个学术共同体,我觉得有必要通过学术研究和实践指导提升相关学科对于遗产旅游研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更多的参与到遗产、文化、环境、资源等相关学科的对话和交流之中,将遗产旅游研究的成果和成功案例推广开来。同时,遗产旅游权威期刊和会议论坛的建设也是必要,进而提升遗产旅游研究的学术影响,吸引更多其他领域的学者参与到遗产旅游议题的学术讨论中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和国内遗产旅游的实践活动,通过与国际组织、政府和社区等多主体的联动,扩大遗产旅游的社会影响,也提升遗产旅游实践促进全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邹统钎:

  遗产旅游研究的难处在于“鱼和熊掌兼得”的历史使命,既要保护遗产,又要利用遗产。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属于两个不同但血肉相连的领域,相知才能相爱,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遗产旅游学术共同体需要超越自身学科与身份的,建立在跨学科视角的学术研究。保护是公共管理的问题,强调公益性;而利用更多需要经济学的理论作为指导,特别是基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己动机。遗产理论的晦涩难懂与旅游理论的粗糙浅显导致了两者对话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遗产研究者多从社会学与心理学角度研究,旅游学多从经济学与管理学角度研究。为了达成一致,遗产研究者需要更多地了解旅游者,旅游研究者需要更多地了解遗产本身。遗产研究者需要加强实证研究,旅游学者需要深化理性思考。总体来说遗产旅游者需要浅出,旅游研究者需要深入。遗产旅游共同体的研究需要兼顾基于地方(Place based)的遗产地理念与基于人群的(People based)遗产旅游者理念。丧失前者,遗产旅游丧失发展基础,遗产地居民丧失社会认同;丧失后者,遗产地文化难以有效传承与发扬光大。

  遗产旅游学术共同体还必须善于相互融合与借鉴。比如,遗产旅游学术共同体可以借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于1961年提出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理论指导遗产旅游的发展,遗产的旅游展示可以借鉴莫斯科维奇提出的锚定(anchoring)和具化(objectification)机制。锚定是一种规约化和世俗化的过程,是用既有的名词概念或事物规则去图式(Schema)或是特征化那些群体不熟悉的事物,再通过具化将抽象的概念、态度和关系转化,由具体意象取代原本不熟悉的事物(Moscovici,1988;Deaux & Philogene,2000)。遗产展示的核心价值与意义必须忠实锚定遗产本身的核心价值与意义,但这些价值与意义必须通过载体(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化成为可视化(Visualability)与可体验的旅游产品与服务。社会表征理论从群体心理层面为遗产旅游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

  遗产旅游学者更需要理论创新,什么是遗产?谁是遗产的主人?谁来决定遗产演化的方向?这些基本问题还需要厘清。另外在遗产保护过程中,我们到底保护什么?目前我们遗产保护的困境是我们更多的是保护文物本身,而非它的价值与意义。但如何从遗产中提炼概括它的文化基因、价值与意义,目前缺乏简单易行的筛选方法。在遗产利用上,对遗产知识产权的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缺乏有效的理论,对平衡保护与利用的机制上仍然仅停留在案例研究方面尚未形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逻辑。另外,遗产旅游学者普遍乐于“改造世界”而忽视“认识世界”,即热衷于为政府遗产旅游发展献计献策,而缺乏对遗产旅游本身规律的深入研究。人类一切对遗产的伤害均源于我们对遗产的无知!

  张捷:

  我觉得狭义的遗产旅游研究学术共同体由遗产旅游各相关研究的学者组成,这是一个松散但自觉、自我认同的群体;而广义的遗产旅游研究学术共同体,除了学术研究人员以外,需要由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相关的社区利益主体、遗产旅游地的经营者、管理者乃至决策者、遗产旅游消费者及相关公众等共同参与。至于共同体的使命,我觉得从文化遗产角度,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文化使命;有着共享优秀文化、旅游促进优秀文化传播、促进和平交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使命;有着遗产旅游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社会使命;有着旅游促进生态保护和自然旅游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使命;以及贡献于人类知识体系的学科使命。既要保护遗产,也要让遗产发挥作用,当前文物活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张朝枝:

  综合大家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遗产旅游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群体,大家需要围绕现实问题进行更多的交流讨论而不断增进遗产与旅游之间的跨学科、跨部门的理解和加强理论建设,这也是实现其共同的使命即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要路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学者如何能有更多的理论贡献,如何能更好地发挥链接不同类别遗产及其相关学科的粘合剂功能,如何能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遗产保护利用领域争取更多的话语权,这是旅游学者应该充分思考与探索的方向。


来源:《旅游论坛》与公众号UNESCO 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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