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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鑫,邹统钎：家国情怀：大运河旅游者文化自觉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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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强势文化的传播,引发了学者对全球文化多样性濒危与弱势文化主体性式微的担忧。由于缺乏深刻的文化自觉,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主体对文化保护的焦虑和探 讨极易被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强势文化所裹挟,甚至摧毁,在城镇化浪潮中被塑造成“千城一面”的局面,文化特色逐渐丧失。这一担忧在大运河文化发展中也存在,例如大运河覆盖范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河流沿线自然水文特征各异,导致各地对大运河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不一,大运河文化的整体性保护面临危机。 中国大运河作为超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是世界上价值最为突出的遗产运河之一(International Councilon Monuments and Sites , ICOMOS, International Canal Monument List,1996),记录着中华民族2500 多年前进的足迹与思想,承载着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精神和基因,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来源。2021年 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作为全世界首创的遗产管理概念,国家文化公园将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对大运河文化资源做整体性保护和融合性发展,凝练其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进一步培育爱国情怀、凝聚国家共识、激发民族自信。旅游是文化有效利用的重要场域,厘清旅游者对大运河文化的自觉过程是发挥文化遗产教育价值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功能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分享社区马蜂窝平台作为研究场域,以代表性游记为质性分析对象,剖析旅游者对大运河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表达过程,建构并单释旅游者在大运河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自觉机制。 1 文献综述 1.1 文化自觉的内涵 文化自觉通过对多种文化全面、客观、辩证地认识和比较,明晰自身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文化自觉关注人解放的意义与价值,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定向和定位的作用。本研究以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为基础,综合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点,搭建旅游者文化自觉机制的理论框架。 1.2 文化自觉与文化旅游 文化自觉对于文化旅游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对旅游主体文化自觉的相关研究已比较丰富,但尚无太多文献直接回答旅游者作为文化旅游中的重要主体的自觉问题,对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自觉过程机制需要进行系统性梳理。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旅游者在大运河旅游活动中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自觉过程,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本研究将借助文化自觉的理论框架,梳理大运河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的文化自觉过程机制,以期丰富旅游者文化自觉的研究,为建设和弘扬大运河文化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2.1 研究范围与数据 2.2.1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为中国大运河及沿线城市,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部分。根据《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里运河(淮扬运河 )、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永济渠、通济渠10个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 8个省(直辖市)。这种分段方式来源于历史文化的圈层划分,得到学界的认可，本研究对大运河的分段将主要依据该文件中的相关表述。 2.1.2 研究数据 本文选择拥有大量网络游记的马蜂窝平台作为数据来源,通过Python语句编写“搜索-爬虫-解析”3个模块流程,完成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覆盖的8个省(直辖市)35个地级市的网络游记的收集。经过数据清洗,剔除非文本数据、空白内容和重复游记后,最终采集到马蜂窝平台网络游记 1219篇网络游记时间跨度为2011年12月-2020年12 月。 客源地与目的地社区之间往往存在文化差异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来自主客之间的互动。在大运河旅游中,旅游者在构建有益的跨文化体验和文化理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游记作为旅游者对非惯常环境文化的独特记录,包含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全方位体验和感想等内容的主动表达,也记录了体验事件的时间顺序。网络旅游文本丰富地展示了旅游者对旅游地文化要素的独特感知、文化行为和潜在的文化自觉，其中存在大量的主客互动关系,并在这种互动中认识理解、交流主客之间的文化,甚至产生文化冲突。游记文本对“他者”与“异地”的不同维度的文化表达，为理解旅游体验和阐释旅游者文化行为提供了重要基础。 2.2 质性文本分析 本文资料处理采用内容分析法，编码方式借鉴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运用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3种编码方式,从文化自觉视角阐释旅游者在大运河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自觉行为，对资料进行逐字、逐句、逐段编码。由于本研究获取的游记文本数量较多、质量参差不齐,难以对每一篇游记都逐一扎根分析。在机器筛选排序游记字数和人工预读游记内容之后，且为保障实现各地区游记文本数据均衡，按照每个河段至少5篇、每个城市至少1篇的原则对所有游记文本抽样，直至理论饱和时停止扎根。最终，本研究共抽样 54篇(其中随机抽取9篇用于验证理论饱和),总字数 107524字抽样游记文本发表时间范围依然为2011年12月一2020年12月。用于扎根分析的游记样本简要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抽样文本详细信息
3 研究发现 3.1 家国情怀的解构：大运河网络游记编码分析 通过认真阅读语句分析其背后的背景与语义分别对每条原始语句进行初步编码分析,然后反复比对与概念整合,共得到概括程度较高的基本概念64个。以文化自觉理论框架为指导,将基本概念逐层归纳和统合,得到15个主范畴和3 个核心概念。 通过第一轮编码得到的64个基本概念可知,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对大运河文化的感知与旅游活动场景关联密切，感知的过程通过评价、对比、回忆、联想和学习等行为活动来实现。通过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得到概括程度更高的 15个主范畴和3个核心概念。家国情怀是一种对家园故土依恋的公共意识,在国内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的家国情怀则是一种旅游者将个体意识寓于中华民族发展的社会意识,包含着对各种文化和旅游现象持有开放、认同、包容和感恩等态度的人文主义情怀。而从价值论角度看,文化自觉是人带有目的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即在游记语境中,旅游者主动选择表达的内容是其有觉醒、认识和反思的文化内容,旅游者在游记中选择具有象征符号的事物进行阐述,表达潜藏在旅游回忆空间里的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通过游记文本可以看出,旅游者通过文化认同、文化反思和文化交流3个过程的文化自觉机制生发家国情怀情感。在游记文本中,这3个过程的概念又可折射为觉他、觉自和对话3 种现象。 表2 大运河旅游者文化自觉机制
3.2 家国情怀的建构：大运河旅游者文化自觉过程机制 3.2.1 觉他：大运河旅游者的文化认同 通过扎根分析，本研究发现旅游者认识大运河首先要经过文化认同的环节。这里的文化认同,主要是指承认文化的自身统一性中所具有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大运河旅游者首先要了解自己惯常环境中的文化,然后在旅游活动中对非惯常环境中的同源文化、相近文化或与自身经历有重叠的文化产生认同,确认(我们的)共同性。这种文化认同主要包括文化识别、身份归属、文化共情、形象感知、文化象征、文化表达6 个方面(表2)。通过对大运河文化共同性的确认,旅游者完成了对家国情怀的初次建构。 3.2.2 觉自：大运河旅游者的文化反思 通过扎根分析发现,旅游者用“他文化”来寻找“我文化”的边界,在接触异质文化时能产生文化反思。在对“他文化”完成文化认同后,旅游者对“我文化”或“他文化”产生更深层次的反思,由此加深对家国情怀的理解和建构。由于文化反思是通过加深对“我文化”的理解来实现的,所以将这一范畴的概念在旅游者行为上描述为“觉自”。通过扎根分析,这种文化反思主要包括文化联想、元素对照、文化折射、文化内省和文化批判 5个方面的过程。 3.2.3 对话：大运河旅游者的文化交流 在游记中,除文化认同和文化反思之外,旅游者还存在大量的文化交流互动行为,促进目的地文化的再生产和旅游者的文化再认识。旅游者是目的地旅游文化交流的主要参与者,主客互动中的文化冲突或相互理解可以促进目的地文化发展,并影响当地人和其他旅游者的文化认识。文化之间的交流及相互理解是文化自觉理论的核心追求。旅游者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是求同存异、追求和谐地创造新的文化内涵的过程,不同主体将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烙印,即不同程度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是对“我文化”的理解和践行,也是对“他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但从宏观层面看,本研究中旅游者对“我文化”和“他文化”的行为感受在本质上同属于中华民族文化范畴内的意义建构和心理身份归属,是家国情怀的交流和统合。从微观层面看,由于文化交流是在“我文化”和“他文化”之间互动,所以将这一范畴的概念在旅游者行为上描述为对话。通过扎根分析发现,这种文化交流主要包括自觉践行、主动追求、文化移植和文化创造 4个方面。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大运河游记中,旅游者表达了丰富的对家园故土的情怀,从中可发现其对大运河文化的自觉机制通过文化认同、文化反思和文化交流 3 个过程实现。 首先,文化认同是文化自觉的起点。旅游者对有相似文化经历或文化记忆的文化要素能够产生文化识别、身份归属、文化共情、形象感知、文化象征和文化表达等反应,以此来完成对旅游活动中“他文化”的文化认同,是觉他的过程。 其次,文化反思是文化自觉的关键。旅游者通过“他文化”反观自身,以文化联想、元素对照文化折射、文化内省和文化批判等反应,旅游者将更加清晰“我文化”的根源、定位、未来方向以及下一步交流的方式,是觉自的过程。但不论是觉他还是觉自,都是旅游者在加强家国情怀的身份与情感的建构。 最后,文化交流是文化自觉的目标与结果。当旅游者完成文化认同和文化反思两个过程时,旅游者以自觉践行、主动追求、文化移植和文化创造等行为去追求自己的文化交流目标，“我文化”与“他文化”碰撞交融产生诸多新的文化元素。 4.2 讨论 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是面向全民族群体论述的,我国学者倾向把文化自觉当作一种认知活动、学习活动或文化活动,是文化主体的自我反思或自我觉解。本研究将文化自觉的内涵引中到旅游语境中,大运河旅游者的文化自觉可被视为一种集体意识,其能够在旅游活动中自觉自发地去认识和把握各种文化现象,并理性地付诸观察、思考和平等沟通等行为。在以往的文化自觉的相关研究中,倾向关注文化持有者对文化的自觉反应，而在文化和旅游紧密交融的产业发展背景下旅游者作为文化参与者(对应持有者)的自觉机制也应被重视。大运河旅游者的文化自觉机制能够丰富旅游及文化遗产语境中的文化自觉研究,本文期望能为文化自觉、旅游者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在以往的网络文本研究中,常见对大样本文本进行语义、词频等方面的分析。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并未全面展现利用网络游记文本开展研究的价值。未来可利用此类数据探究大运河、长城、丝绸之路等大型线性遗产的文化符号、文化基因和旅游品牌基因等内容,从大样本角度分析宏观层面的文化遗产发展问题。有学者曾对大运河“水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做了分级归纳,并相应提出各类文化基因的保护战略,这类做法仅局限于与水有关的文化基因,如何理解这些文化内涵还需深入回答。旅游者文化自觉的相关问题有待开发量表验证。尽管本研究构建了旅游者在大运河游览的文化自觉机制,但旅游者对文化的行为感知牵涉诸多复杂事项,用开发量表进一步测算验证不同自觉机制中的关系,有利于更科学地回答旅游者的文化自觉过程和水平。 推荐引用： 黄鑫，邹统钎. 家国情怀：大运河旅游者文化自觉机制构建[J]. 旅游学刊, 2023, 38(1): 1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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